杭州湖州开出“阳康”门诊******
本报讯 （记者 张梦月 周逸 徐坊 通讯员 章舒莎 张弛 戈杰） “咳咳咳。”新冠病毒感染恢复后，你是不是有咳嗽、浑身酸痛、乏力等症状？去医院急诊，人满为患；去呼吸内科门诊挂号，又一号难求。
“阳康”后的不适该怎么办？日前，杭州、湖州的不少医院开出了专门面向“阳康”的门诊，针对患者在康复中出现的各种不适症状提供专业指导和诊疗。这些新开设的门诊运转情况怎么样？记者来到现场探访。
“咳痰有没有好一点？”“胸闷气急有吗？”“走走楼梯会气喘吗？”上午10时，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2楼，4间呼吸综合门诊诊室人头攒动。虽然才开诊两小时，看诊叫号已到了60余号，等候人群中不时传来咳嗽声。
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何正飞介绍，最近院内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数量增幅明显，“我们观察下来，很多病人是感染后出现了咳嗽、咳痰、心慌、气促、乏力，是‘阳康’后特有的一些症状，为了让患者就诊更加便捷，有序调节好医疗资源，医院开设呼吸综合门诊。”
门诊1月3日开诊后，在限号情况下，一天接待200余个病人，来就诊的病患大多是“阳康”。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前来就诊的市民傅先生。去年12月下旬感染新冠病毒后，他一直被咳嗽困扰。“上次来呼吸内科排队等了3个多小时，这次听说开了新门诊，赶紧来复诊。”傅先生说，呼吸综合门诊很适合他这样的“阳康”患者，现场挂号只等了半个小时不到，医生问诊也比较详细。
“阳康”之后，咳嗽或许是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。记者从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获悉，不久前，医院整合院内资源，由呼吸科、胸外科、职业病科共同组成大呼吸专病门诊就诊区，同时开出了“咳嗽专病门诊”，一周7天全开放。
“咳嗽专病门诊每天限号100人，基本上都会看满。”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胸外科主任叶波说，来就诊的基本都是“阳康”，存在痰黏、夜晚咳急、痰中带血丝、咳嗽长时间不好转等症状。目前，咳嗽专病门诊有8位医生轮值。
记者注意到，除了上述两家医院外，在杭多家医院针对营养、中医调理、呼吸等市民较为集中的就医需求开设了“阳康”门诊。
而在湖州，湖州市中心医院也于近日推出“阳康”门诊，以中医诊疗为主，康复、心理咨询、营养等科室医生共同坐诊，主要服务感染新冠病毒后处于恢复期的患者。
“我先到了1楼的呼吸综合门诊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。正好在微信朋友圈看到‘阳康’门诊开诊了，就来挂了个号。”26岁的小徐虽然已经“阳康”快10天了，但还是感觉乏力，还时不时咳嗽。接诊的医生仔细询问了病情、把了脉，最后为小徐对症开了几方中药。“本来不知道去挂哪个科，没想到有了这个‘阳康’门诊，治疗很对症，就诊也方便，挺好挺好。”小徐说。
“一早就已经接诊了20多位‘阳康’患者，超过八成患者表示，‘阳过’后经常会咳嗽，还会出现胸闷、乏力、心烦、失眠等症状。”当天坐诊“阳康”门诊的湖州市中心医院中医科医生韩晋涛告诉记者，中医诊疗在病后防复、防变的功效比较明显。
“‘阳康’门诊分流了呼吸综合门诊的轻症患者，减轻呼吸综合门诊的压力。”湖州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，“同时，我们通过互联网+医保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启，在医院内部构建了急诊（发热门诊）—呼吸综合门诊—‘阳康’门诊—互联网门诊四级分层联动的诊疗模式，让患者得到更为精准的诊疗服务。”
另外，记者从湖州市中医院了解到，为帮助市民尽快康复，该院治未病中心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特色优势，推出治未病新冠康复门诊。针对“阳康”后咳嗽、乏力、盗汗、失眠、味觉嗅觉消失等症状，通过辨证施药，帮助市民恢复健康。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